「案情」
原告（反诉被告）：张如江，男，40岁，上海市航务管理处职工。
被告（反诉原告）：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上海业务部（下称深圳上证）。
被告：朱耀林，男，29岁，司法鉴定研究所职工。
1992年12月3日14时左右，朱耀林受张如江的委托，持张如江股票磁卡、资金存折至深圳上证，委托深圳上证买进“真空电子”股票。朱耀林在委托书的“股数或面额”栏中填写“110000”，在“委托人签章”一栏中填写“张如江”，限价13元。当时张如江的资金存折上存款余额为156702元。深圳上证接到委托单后，未审核磁卡、资金存折、身份证等“三证”，立即申报并成交，买进“真空电子”股票11万股，成交价在每股12.7至12.8元，包括其它费用应付人民币1417708.7元，扣除张如江的存款余额，深圳上证共垫付资金1261006.7元。嗣后，朱耀林发现自己将1.1万股误写为11万股，要求撤销交易。但因已成交而无法撤销。当天晚上，朱耀林在深圳上证写下条子：“由于本人失误，多购真空电子股票9.9万股，导致资金不足，希深圳特区证券公司大力协助解决，损失由本人负责。股民张如江。”同时，深圳上证还与朱耀林约定，深圳上证提供专线，要求朱耀林在次日内全部卖出多购的股票。当天晚上，朱耀林对张如江讲了上述情况。第二天，朱耀林仍到深圳上证卖出2万股，每股12.48元，实际得款247583.24元。而在同一天，张如江到另一证券公司卖出“真空电子”1万股，每股13.1元，实际得款129942元。由于张如江将其余“真空电子”股票均在另一证券公司报盘卖出，使得深圳上证无法再报盘，深圳上证遂向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沙洪浜派出所报案。这时朱耀林才向深圳上证讲出其真实姓名。深圳上证即要求朱耀林打电话通知张如江前来。随后，深圳上证工作人员、朱耀林、沙洪浜派出所公安人员同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将已卖出的3万股的股票款、未成交的8万股“真空电子”股票均划至深圳上证帐下。回到深圳上证，张如江也已到达。张如江同深圳上证协商，同意由深圳上证处理该批股票。12月10日，深圳上证以每股9.09元卖出其余8万股“真空电子”股票，实际得款721302.4元。综上，买进11万股“真空电子”股票共计付出资金1417708.7元，扣除张如江原有资金156702元，深圳上证共垫付资金1261006.7元。以后卖出这11万股“真空电子”股票共计得款1098827.64元，深圳上证还有162179.06元尚未收回。
原告遂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起诉，诉称：其委托朱耀林持原告的磁卡、资金帐户卡到深圳上证购买1.1万股“真空电子”股票，由于朱耀林在填写委托时疏忽，将购买股数误填为11万股，从而造成“红字委托”。深圳上证以低价抛售，造成经济损失近32万元，原告直接损失15万余元。现要求被告深圳上证赔偿原告直接损失，并赔偿利息损失。
被告深圳上证答辩并反诉称：张如江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盲目填写委托股数，导致多购入股票，又私自抛卖，涉嫌套逃公款，侵犯了本部的合法权益，致其蒙受巨大损失。为此，反诉要求张如江赔偿损失16.5万余元。后在审理中表示愿承担其中6万元的损失。
被告朱耀林辩称：深圳上证不应接受信用委托，也未查验“三证”。
「审判」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证券交易中，客户与证券商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客户委托买卖证券，必须保证持有足够的资金或证券，证券商必须忠实地在客户的授权范围内买卖证券。朱耀林委托买进股票的数额，超过了资金额度，造成“红字委托”，是造成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朱耀林应承担主要责任。深圳上证按照朱耀林所填写的委托书的要求全面履行了义务，但没有查验“三证”，对造成本案纠纷也有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的“红字委托”是由于朱耀林疏忽大意造成的，双方无融资的故意，故本案不存在信用委托（责任编辑注：指投资者暂时难以付清所购股票的全部价款，其中一部分价款需由交易经纪人暂为垫付，股票购买者以后偿还垫款并付利息的行为）之事。在发生“红字委托”后，张如江在其他证券公司抛售“真空电子”股票，显然有抽逃资金的嫌疑，故深圳上证根据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卖出尚余8万股“真空电子”股票的行为，并无不当。至于卖出时恰好处于当时最低价位，这是人们的意志不能左右的股市风险，其后果应由张如江承担。因朱耀林是受张如江的委托买进股票，发生“红字委托”后，朱耀林向张如江汇报了有关情况，张如江也着手处理，故应认定张如江不仅委托朱耀林买进股票，而且追认了朱耀林的超越代理权的行为，故朱耀林在本案中的一切行为，均由张如江承担民事责任。至于深圳上证表示自愿承担一部分损失，因与其应承担的责任相符，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张如江应返还被告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上海业务部垫款1261006.7元，扣除卖出“真空电子”股票11万股得款1098827.64元、深圳上证自愿承担的6万元，张如江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深圳上证人民币102179.06元；
二、对原告张如江的本诉请求不予支持。
「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原、被告之间的民事责任的承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朱耀林一时疏忽将“11000”写成“110000”，超出了张如江资金额的10倍，造成事实上的“红字委托”，这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深圳上证接到股民委托买卖的委托单后，理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查对“三证”，然后再向交易场内申报，但深圳上证没有按证券交易规则行事，直接向交易场内申报，造成透支事实的产生，因此，对造成“红字委托”，深圳上证应负主要责任。
另一种意见认为，朱耀林在委托单上填写委托股数是11万股，深圳上证按照委托人填写的委托单向交易场内申报，本身没有过错，其未按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查验三证，只是造成纠纷产生的原因之一，因此，本案的主要责任应由张如江承担。
显然，上述二种意见中，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客户与证券商在证券交易中是委托代理关系，客户一旦填写委托单交证券商买卖证券，他们之间就产生一种契约，形成了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证券商必须忠实地按委托人的要求买卖证券，客户则必须持有足够的资金或证券，交纳一定费用。如果客户填写委托单的数额超出其资金总额，证券商有权拒绝接受委托；如果证券商疏忽接受了委托，那么证券商有义务用自己的资金为客户垫付，然后证券商有权再向客户悉数追回全部垫款。本案纠纷，实际上是深圳上证因工作上的疏忽，没查验资金，便将客户填写的“红字委托”单向交易场内申报而引起的，主要责任应在填写委托有误的朱耀林身上，深圳上证没查验资金只是“红字委托”成为事实的一个条件。“红字委托”事实产生后，按证券交易规则，深圳上证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将自己的保证金为张如江作了垫付，并且同朱耀林商定：在第二天将多购入的股票悉数卖出。然而朱耀林未按双方协定行事，第二天只在深圳上证卖出2万股；张如江在其它证券公司卖出1万股，同时，将其余8万股报盘，这显然有抽逃资金的嫌疑（张如江明知多买9.9万股，且其资金只够买1.1万股），是一种恶意行为，导致以后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深圳上证获悉张如江有抽逃资金的嫌疑，立即采取措施，在征得证交所同意后，将张如江所有的股票和资金全部划入自己的帐下，这是一种合法的自我保护措施。
另外，在本案中还有一个代理问题，即朱耀林接受张如江的委托，在深圳上证买卖股票，因朱一时疏忽，误写数字，造成超越代理权的事实。然而，在“红字委托”发生后，朱耀林向张如江汇报了有关情况，并且张如江也着手解决纠纷，同意深圳上证卖出股票。因此，可以认定，张如江事后追认了朱耀林超越代理权的行为，朱耀林在本案中的一切行为，均应由张如江承担民事责任。可见，本案原告在整个纠纷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对“红字委托”的产生负有主要责任，而且背弃了与被告的约定，错过了减少损失的最佳时机，在造成损失扩大上更负有全部责任。据此，法院根据《民法通则》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作出上述判决，无疑是正确的。
【来源：找法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