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观点认为：1994年7月5日前到港，并不是对履行期限的规定，因此被告虽未在7月5日前将货物运至天津，但于合同有效限内将货物运至西安，应认为已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三）作者的观点

我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交货时间的认定问题。一般来说，交货时间是完成货物交付的时间，交货地点是完成货物交付的地点；交货时间是到交货地点交付货物的时间，交货地点是于交货时间交付货物的地点。可见，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时间、交货地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而确定交货时间必须与交货地点联系起来考虑。

从本案合同规定来看，交货地点栏内写的是“西安×××”，交货时间栏内写的是“1994年7月5日前到天津港报关、商检后交货”。如果确定7月5日是交货的最后期限（时间），那么交货地点就是天津；如果确定西安为交货地点，交货时间就不会是7月5日。天津与西安到底哪个是交货地点呢？我认为，从合同规定来看，交货地点应为西安而不是天津。主要根据在于：第一，合同明确规定货物交货地点是西安而不是天津（合同第3条）。第二，合同规定“1994年7月5日前天津港报关、商检后交货”，而不是到达天津港以后就交货。第三，合同价金的确定以“西安本地交货价”来确定，表明货物是以在交货地（西安）交付货物的价格来计算价金的，可见交货地点为西安。第四，从风险来看，交货地点也是西安。在法律上，风险与交付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我国司法实践一向认为货物风险是从所有权移转时起转移的。反过来说，从所有权和风险是否转移就可以判定货物是否交付。本案中，原告并未采取到天津提货的方式，因此货物所有权在天津不能转移。同时，合同明确规定，从天津到西安的运费及风险责任都由供方承担，也就是说，风险至少要到西安才能转移。由此可以断定，交货地点不是天津，而是西安。既然交货地点在西安，那么交货时间不是到天津港的时间而是到西安交货的时间。所以7月5日不是最后的交货时间。

那么，“7月5日前”这一时间在法律上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当事人约定该期限并且对违反该期限的行为设定违约责任，主要意义在于督促被告尽快将货运到，或者说原告试图督促被告采取一些合理方法尽快将货运至天津。这一条款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经常规定的“合同生效后立即装运”、“尽速装运货物”或“船到后立即装运货物”等条款一样，都是为了督促被告尽快装运货物，尽快将货物运到，但这些规定本身并不能等同于交货时间。被告未能在7月5日前将货运至天津港，应根据合同第11条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但该期限并不是交货期限，天津港也不是交货地点，因此，供方未能在7月5日前将货运至天津港，不构成迟延交货，不应承担迟延交货的责任。

认定本案中的被告是否构成履行迟延，关键在于确定具体的交货期限。从合同规定来看，交货期限是不明确的。在交货期限不明确时，两大法系大都认为应该确定出合理的时间（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309条），我国《合同法》第62条明确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另外，我国《民法通则》第88条也有“必要的准备时间”的相同规定。此处所说的“必要的准备时间”与《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309条所称“合理时间”是相似的。那么，根据我国现行法规的规定，如何确定本案中的“合理期限”呢？我认为，应考虑以下两点：（1）货到天津港以后，被告办理报关、商检等手续在正常情况下所需要花费的时间。（2）由于要将货物从天津港运到交货地点-西安，因此，合理期限还应包括在正常情况下货物等侯运输（因我国当时铁路运力紧张）时间和运输在途时间。在根据法律的补缺性规定及实际情况确定出合理期限以后，若被告未能在该期限内交货，则构成迟延交货，应负迟延交货的责任。在此期限内，如被告按照诚实信用的要求，采取一切方法，抓紧办理各项手续，努力缩短从天津到西安的运输时间，最后在该合理期限内交付了货物，则虽然被告未能将货物在7月5日前将货物运至天津港，也应认为被告已按期履行了交货义务。

当然，因被告未能在7月5日前将货物运至天津港已构成违约（从性质上看应属于轻微违约而不是重大违约），应按合同条款规定承担违约金责任。但该轻微违约不能导致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法定的合同解除权仅限于“因不可抗力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的期限内仍未履行”、“迟延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等几种情况，在不构成迟延履行和根本违约时，当事人不得以单方意思任意解除合同，这也是合同的拘束力和“契约必须严守”原则的必然要求。

【来源：找法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