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从注册会计师领域走出的思想大家，在上海解放初期，以专业人士的敏锐和熟稔，洞悉税收工作中“民主评议”存在的弊端，遂大力主张依照税法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自报实交，轻税重罚”，显示出思想者的巨大勇气。

我们不妨摘抄一段顾准的自述，以探寻他思想演进的轨迹：“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起,到一九六八年八月监管开始为止，我

（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

（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

（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

（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

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 

（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一九六八年八月监督开始搁笔。

后来，红卫兵让顾准写交代，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

是的，数学使人精深，逻辑让入严谨，读史使人目明。顾准自认，他养成了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顾准一再批评中国人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他在与胞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法就是“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这些笔记浮出历史地表后变为出版物《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皇皇巨著。顾准的研究始终指向“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革命胜利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黑暗如磐，一灯如豆，他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学者朱学勤语）

在会计领域，我们有着太多的聪明人，而缺少像顾准先生那样“穷根究底”的执拗精神，又缺少科学的方法论指引，思想焉能不贫乏？

【来源：中国会计报   作者：张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