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公司是财政部驻宁波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下称“宁波专员办”）自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以来检查的首家上市公司，结果一检查就被查出了大问题。

A公司是宁波市重点科技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曾连续两年入选福布斯“中国最具潜力企业100榜”，是当地政府的宠儿。在这些耀眼的光环下，谁也无法将其与这样的检查结果联系在一起：对外报送两份会计报表，企业资产不实达10392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实达9324万元，虚增2005年度利润2198万元、虚增2004年度利润5264万元。

对于这次检查，宁波专员办会计监督处处长应亚红记忆犹新：“该公司反检查手段多样，因此，我们的检查战线拉得很长，原定10月底向财政部上报检查结果，最后一直拖到11月中旬。”

这是一次艰辛的检查。

业务财务矛盾初现疑点

2006年，上市公司被财政部确定为各地专员办当年的检查重点。宁波专员办按照老习惯，立即从该办建立的重点企业检查库中进行筛选。

这个重点企业检查库囊括了宁波地区所有的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各行业的龙头企业等70多个企业，这些企业稍有异动都能引起检查人员的警觉，因为检查人员每个月、每个季度都会对这些企业进行跟踪分析并进行讨论。

那一年，A公司的诸多疑点让宁波专员办紧盯不放。

A公司是一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的电子公司。在2000年成立之初，其主营业务是为家电厂商配套生产冰箱、洗衣机等家电控制器。就在被检查的那一年，该公司的主业突然转向手机，而2005年、2006年手机行业门槛很低，竞争激烈，收入应该不好。但与之对应的是，该公司利润几年来都比较平滑，波动很小，且公司保持持续性盈利状态，收入增长较快。“按照常理判断,A公司保持持续盈利和其业务发展趋势不相符。我们表示怀疑。”应亚红对此记得很清楚。

不过，这只是一个初步判断，还不足以说明什么。没隔几天，宁波专员办检查组登门拜访A公司，发现其厂房、车间的生产能力与财务报表反映的相关数据不匹配，而且其管理层给出的·解释和检查组人员的判断存在不二致。“我们当时怀疑其中存在会计舞弊。”亲自参与调查的宁波专员办会计监督处检查人员周大锋如此回忆。于是,A公司将接受宁波专员办为其进行的全身“体检”。

虚减成本又做大资产

2006年6月，宁波专员办正式进点。

尽管检查组一开始就会进行全面检查，且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这会计六要素一个不落，但从起初的分析来看，检查组尤其怀疑A公司收入做假。

出乎意料的是，进点第一天，检查组的信心就受到打击。“我们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选错了企业？”当时亲临现场的周大锋不会忘记那天的沮丧，因为从A公司提供的账本来看，其财务核算、关联方往来、收入、收入与成本的关系以及波动情况都很规范，似乎没有什么破绽。

这种沮丧让检查组一度陷入沉思。虽然确实没有什么发现，但经过再次论证，检查组觉得最初的判断应该没有问题。周大锋说：“当时手机行业利润率已经很低了，A公司又是个后来者，进入该行业之后还能保持持续的盈利状态，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A公司没有核心技术优势，没有自己的品牌，其主要是做集成电路板加工制造的。”

按照这样的推理，检查组决定一查到底，只是要调整检查方向和检查重点。

既然一开始怀疑的“收入做大”情况被排除，检查组转而将精力放在了虚减或少计成本以及资产真实性上。这建立在两个假设上：一是手机制造业竞争激烈，毛利微薄，A公司为了维持和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就会虚减或少计成本，以维持一定的业绩水平。二是A公司近年大肆扩张，急需融资，因而可能会通过做大资产以便融资。

有了这样的检查思路，在僵持一段时间后，检查进展迅速，且如同剥茧一般越来越接近真相。

经过几周的检查，之前的两个假设一一得到印证：一方面，A公司拐着弯虚减成本。它首先将部分主营业务成本转至分期收款发出商品科目，然后转至库存商品科目或其他应收款科目，虚减了5919万元的主营业务成本，同时虚增了库存商品3067万元、其他应收款2852万元等资产项目：另一方面,A公司将2004年购入已投入使用的模具款600万元挂预付账款科目以少计成本，将2005年年末投资比例20%以上的共12家子公司不按权益法核算，少计2005年度投资损失597万元，少计以前年度投资损失770万元，虚增2005年年末长期股权投资1367万元。公司17项主要资产项目中，有水分的达8项之多。

“阴阳报告”牵出审计责任

在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做足了功课，“程序到位”让他们有了意外发现。“如果没有外查内调而仅仅从账面上检查，我们永远也发现不了阴阳报告。”周大锋说，去企业的开户银行查银行对账单是项例行公事，但检查组从中却发现，A公司给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提供了两份不同的2005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A公司提供给中国银行的报表与检查组从其手中拿到的一样，都显示公司年末资产总额64803万元、所有者权益11126万元、全年主营业务收入29588万元、利润总额1004万元。而A公司提供给中国工商银行的那一份又是全新的数据，显示公司年末资产总额74551万元、所有者权益24042万元、全年主营业务收入40313万元、利润总额4990万元。两者的年末资产总额竟相差上亿元。显然，后者的歪曲更加严重，目的就是为了融资。

但是，让检查组关心的还不仅于此。两份会计报告都由相应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A会计师事务所对第一份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采用权益法核算事项作了保留，B会计师事务所竟为第二份严重不符实际的报表出具了无保留意见。

于是，宁波专员办检查组同时又开始了一场对B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的追查。

B会计师事务所是大所，具有反检查能力，加上A公司的配合，一度让检查组遇阻。但在调整思路之后，检查组终于在对银行存款函证程序底稿进行分析时发现破绽。应亚红说：“一份来自中国工商银行某市支行的回函上盖的银行章为‘中国工商银行某市支行业务公章’，而工商银行在2005年已经股改，全称应该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菜市支行’。”几字之差立即让检查组由被动变主动，而通过查证，检查组发现底稿中的回函确实存在造假。

依葫芦画瓢，检查组同时怀疑来自杭州、青岛、珠海等银行的函证也不属实，并在兄弟专员办帮助下查实了虚假询证函的事实。

虽然真相大白，但A公司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让检查组头疼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挫败反检查

那一年，宁波专员办直到11月中旬才将检查结果上报财政部，足足比规定时间晚了1个月，原因就是A公司的反检查。

按照检查程序，检查组在查清事实之后要同被查单位交换意见，被查单位可以对持有不同意见的问题作出解释或说明，经过相互协调之后在检查意见书上签字以示认可。走到最后一步，检查组似乎看到了鸣金收兵的希望，然而希望却在顷刻间破灭。“问题发现了，证据也有了，但是，不仅公司管理层对此不予承认，而且其所有相关人员也都跑了。”周大锋说话间喝了一口水，望向远处。

这一招让检查组有些措手不及。也许A公司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对外提供两份报表，这比单纯的会计造假性质更为恶劣。做这两套报表的分别是A公司的会计部和审计部，后者专门做假账以达到融资目的。检查组找到财务总监，财务总监称是副董事长交代的，拒不签字。而副董事长逃之夭夭。假账的具体操作人是审计部的一个年轻女子，她也逃走了。为此，包括周大锋在内的检查组成员绞尽脑汁想要找到副董事长。

“我们打副董事长的手机，电话不通，找到家里，家里人说好几个月没回来了。我们又让A公司的人也去找，但公司从上到下的人都说他去美国了，总之是想尽一切办法阻挠我们。”周大锋告诉《中国会计报》记者，检查组在无计可施时，甚至以闲聊等方式向企业管理层传达检查组有意通过公安部门或刊登寻人启事等方式寻找的意思，展示检查组一查到底的决心。仍然未果。

最后，检查组左思右想，想到这位副董事长是由总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派任过来的，于是立即上网搜索到总公司，并找到一个检查组此前从不知道的电话号码。电话通了，那头传来副董事长的声音。

过了两天，这位副董事长来到宁波，承认了一切。检查终于结束了。